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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诸多朋友在理解上有严重的误区。
首先要界定“三星堆文化”。先谈上限，绝对到不了距今4800年即公元前2800年。成都平原相当于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是宝墩文化，也有人称其为三星堆一期文化。注意这是前三星堆文化，而绝非三星堆文化本身。三星堆文化是以三星堆遗址第二至四期文化为典型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关于宝墩文化（三星堆一期文化）的年代上限还不清楚，一般认为仅相当于龙山时代后期，则其上限依最新的测年只能上溯到公元前2300年前后。
砍去了前三星堆文化这个虚帽子，我们再看看三星堆文化本身。
首先要注意三星堆文化的问世是以出土二里头文化（二期）风格的器物为标志的。三星堆文化早期与二里头文化大致同时是可以肯定的。原定二里头文化的上限在公元前1900年，相关诸文化上限都偏早。现在据最新研究，二里头文化被下拉到不早于公元前1800年甚至前1750年，已成共识，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也只能下拉，而不能以不变应万变。
故学界多认为三星堆文化的上限约当二里头文化晚期，三星堆文化早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期，中期相当于殷墟文化早期，晚期相当于殷墟文化晚期至西周早期（陈德安等 2015）。如是，三星堆文化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600-前900年前后吧。
（许宏：《先秦城邑考古》，金城、西苑出版社，2017年）
所谓“三星堆青铜文明”，其实仅见于两座器物坑，坑中首现的不见于中原的器物与殷墟风格的器物共存，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二至四期之间，绝对年代约公元前1250-前1050年，这已是二里头文化结束后至少300多年以后的事儿了。到目前为止，尚无证据表明在约当殷墟时代的三星堆1、2号器物坑之前，三星堆已存在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超出这一范畴的种种见解，只能无语了。
兴盛的三星堆青铜文明，已晚至殷墟时代。那时中原“中国”实体的铸铜技术，已外泄到殷商王朝域外的长江流域和关中等地。就三星堆而言，中原因素是外来因素的重要成份，而另外要素的源头尚待探寻。至殷墟时代，东亚大陆中原青铜文明独霸的态势已去，若干青铜文明共存的国际局势开始形成。
最初哪儿都没有国，“中国”出中原的时候成都平原那儿还没有国或者仅有偏落后的国，中国稍大时那儿吸收了些“中国”和非中国的因素发达起来，稍后的西周初期转型为金沙文化然后没了。东周时期的巴蜀继承了点皮毛，失忆了大半，汉代以后大体同化于华夏文明。这就是三星堆文化的生前身后史。
三星堆，一个永远的话题……
要寻觅三星堆文化的钥匙其实摆在国人面前，但好像很多所谓考古界专家们似乎在无视，这就有点蹊跷了，其实要问，中华文明的启始脉络就是玉，这是中华文明不同于其他地域文明的节点，崇玉情结一直被延续至今，都是中国人的一种不可磨灭的精神寄托，那么考证中华文明远古源头，其根本点必须从玉文物入手，而绝不是其他载体，那么我们看看三星堆出土的玉文物，就能豁然开朗，因为，三星堆玉文物数量大种类多地点集中，或为考古富矿，再仔细就发现一个重要的特征性玉器的因素，那就是玉璋，又叫做牙璋、玄圭的玉器体量大数量多还雕刻有花纹，有没有人告诉这意味什么？这就是夏人的文化特征性最明白的玉器代表性实物，因此三星堆文化几乎可以认定为夏文化无疑，只是这个族群后来又受到域外文化影响，创造出更加辉煌高级的青铜文明而已，至于年代，本人赞同一些学者关于残夏的概念，即就是把此文明一直独立延续到商晚周初，然后被毁灭的一支中华历史重要的文明支系。
三星堆文化震撼了中国史学界，到今天尚未清醒过來。为什么？因为经过多轮碳测，其遗址和文物确定年代在4800年一3000年，比殷商早1200年，对应的不仅是夏朝，而且还有夏朝之前的唐虞传说，彻底颠覆了中华文明起源黃河文化的史学观。換句话说，我们上百年研究成果《中国通史》可能要扫进历史垃圾箱。
目前，史学界尚未有权威人士解读三星堆文化。有人试图以“嫁接法”來融合三星堆与黄炎帝的千古传说，有人以中华民族“西來说”，弥补过去的“中原说”。但都没能成功。三星堆文化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很可能还要早于黃河流域。
三星堆文明有玉有青铜器，历史跨度二千年，二千年肯定创造辉煌的文明，历史已久远，回望过去，三星堆就是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为什么偏偏在成都平原，远古黄河流域水草丰美，气候温暖，那么四川盆地呢，肯定温暖湿润，那么亚当夏娃会不会就造在四川盆地呢。上帝选中四川盆地造人有一定的人文基础，三星堆那棵树，是不是就是知善恶果树，从已出土的文物来看，三星堆就是一个全世界的祭祀中心，我们可以不可以说人类是从四川盆地走向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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