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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地区开发过度，已经无法支持国都所需的物质基础
植被的破坏
隋唐时期，随着经济开发程度的提高，关中平原地区已经没有什么森林可采，终南山的可用木材已经不多，岐山因不断砍伐而在宋代成为一座无树土山。甚至唐敬宗欲造二十只竞渡船，需从淮南采伐船材。
关中附近成为唐代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到唐天宝初年，京畿道人口近300万余人，“地狭人稠，耕植不博”，“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为解决粮食问题，唐政府一边鼓励大量开垦荒地，砍伐森林；一边发展漕运，调运关东粮食接济京师。
自然灾害频繁
森林等植被的过度砍伐，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壤肥力下降。
据统计,自唐武德七年至开元二十九年的100多年里，京畿地区旱灾10次，水灾7次，蝗灾3次，计20次；都畿地区旱灾1次，水灾12次，共13次。
与关中自然条件逐渐变坏相对应的是东南地区的开发，唐朝加大了对漕运的管控。
漕运成为朝廷存亡的关键，非漕运则国运无以延续，漕运不兴则王权亦衰。
安史乱后唐朝财政之所以屡屡拮据,朝不保夕,煊赫一时的大唐政权之所以姑息方镇,难以再振,根源正在这里。元、明、清三朝建都北京，有赖大运河与江南经济重心相联系，可大量漕运江南物质而无绝粮之虞。
抵御少数民族的袭扰,实为中原王朝的首要战略任务，也是时代的政治斗争中心和民族斗争中心。王朝安危，系于西北。关中是连接华北平原、成都平原和西北草原的枢纽区域，守一处而控三面。东出函谷，俯视辽阔的华北大平原，制内御外，左右逢源；南下或北进，拓疆土于万里之外，足以与其他民族一争长短，因此西安才长时间里做了中原王朝的统治中心。
唐朝以后关中地区再也没有成为政治中心，主要的原因有这么几个：
第一、唐末长安城屡次被毁。黄巢起义杀入长安，唐僖宗逃亡西蜀。接着杨复光、拓跋思恭等人收复长安。黄巢从长安撤逃时，一把大火把长安大明宫以及街市焚毁。接着，唐僖宗还都，田令孜与王重荣争夺河中盐池，王重荣率兵进长安，又将长安劫掠了一遍。此后，李克用攻打王行瑜，长安再度遭到李克用劫掠。李茂贞劫唐昭宗时，长安又被李茂贞的人马放火焚毁。等到最后朱温从李茂贞处把唐昭宗抢过来时，长安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这还不算，朱温连长安城里的废旧木头都没放过，用来在渭河上面搭建浮桥。至此，长安城只剩下了破败的瓦砾。
第二、运河的便利条件，让关中地区失去了建都的意义。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经济中心已经难移。当时天下最好的两个州，扬一益二，都在南方。加上连年的战乱和藩镇割据，北方在经济方面完全要靠南方补给。而这个补给的通道就是大运河。当时大运河的中心在洛阳，随着汴河水系的修复，大运河的中心又在开封。长安失去了成为政治中心的经济支撑。
第三、关中环境的破坏。长安自北周以来至唐朝，几百年来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当年八水绕长安的景象让这座国际大都市成为人们纷至沓来的地方。人口的膨胀让关中地区的土地开垦负荷沉重。仅有的八百里秦川根本养活不了这么多人，那么就只能向北去黄土塬上开垦出更多的耕地。这样一来就对关中地区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关中水系遭到破坏，土地沙化日趋严重，土地无法休耕，森林面积减少，粮食也随之减产。
综上三个因素，导致了唐朝之后，关中再也没能重新恢复，政治中心东移成为必然趋势。尽管赵匡胤、朱元璋都曾想要定都长安，但是碍于经济因素都没有能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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