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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晚年有一首诗，不久后去世，诗中极尽凄凉，写出晚年无奈，也有调侃和讽刺，把自己谪贬的三地视为功业，说来好笑。
《自题金山画像》苏轼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里要谈一下，苏轼为什么会谪贬黄州，就是今天的黄冈。
苏轼祖籍河北栾城，生于四川眉山。嘉祐元年（1057年)，父亲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震惊了欧阳修，但欧阳修为避嫌点为第二。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但他在文章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可是当时的政治大环境是正在进行变法，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把苏轼讽刺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偷换概念是小文人们的惯技。
他们接着为苏轼罗列新罪名，当时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念“胆”）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把苏轼诗中一些诗句和变法联系，就上奏弹劾苏轼讽刺变法：
您好，武哥说文来解答这个问题。
苏轼被贬黄州，直接原因就是“乌台诗案”，而案件背后的原因却是比较复杂的。
现在来看，“乌台诗案”莫须有到非常可笑，却又异常可怕。
常言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当开始一个两个人诬陷苏轼的时候，周边的人只是无所谓一笑，包括神宗皇帝都是。而当一群人围着苏轼拼命诬陷的时候，大家都懵了，包括英明的神宗皇帝都不知所措。
神宗皇帝其实心里知道，苏轼从来都没有逆反之心，更何况太皇太后还在竭力维护苏轼。可是，即使如此，他最后还是不得不把苏轼关进监狱长达一百二十多天，最后网开一面才能够流放黄州。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言的“突出重围”。
“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苏辙感叹，苏轼的才华让他鹤立鸡群，让其他人都黯然失色，让人嫉恨。
关于“乌台诗案”的大致经过，我简要阐述，因为这个过程了解了，才真正理解苏轼比“窦娥”还冤，才能够体会苏轼被贬黄州后为什么还有九死一生的庆幸。
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8年)三月，苏轼到湖州任职，要例行公事写个谢恩表，感谢皇恩浩荡之类的，可是苏轼写到：“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其中“新进”一词，在朋党之争里，是有着改革派所特指的固定含义。
六月，一个御史把苏轼谢恩表的这四句挑出来，说他藐视朝廷，然后就开始弹劾他。不久，当时的御史台苏亶找了苏轼写的几首评价新法的诗词和词集，一大帮人就挖空心思开始围攻。
神宗皇帝无意杀害苏轼，却也迫于舆论不得不调查一番。
苏轼之所以会被贬到黄州，源于一桩乌台诗案。作为有名的文臣和诗人，其笔下所流露出来的文章，都会带有一点个人色彩，于是皇帝揪住不放，认为其有恃无恐、妄自尊大。
自古伴君如伴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所以一旦“挑战”了君王的皇权和威严，就会注定没有好结果。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和诗人，号东坡居士。公元1057年（嘉祐二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期，曾在凤翔、杭州等地任职。苏轼仕途生涯相对平坦，但在元丰三年的时候，因“乌台诗案”被贬，直到宋哲宗继位，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务，到了晚年，安度田园，一改豪放之气息。
苏轼与老师欧阳修都是“唐宋八大家”里的成员，他是北宋时期的文坛领袖人物。纵观他的一生，困难多于顺境，但我们知道，作为一个时代有名的才俊，要么就是清心寡欲、乐享清贫，要么就是纸短情长、郁郁寡欢，苏轼一开始就是天生的“不知愁”，所以其圈中好友不计其数，所谓“志同道合”，苏轼的周围，都是臭味相投的人物集结。为官一任期间，他除旧布新，主张法治，颇受老百姓爱戴。
翻看中国历史我们知道，文臣在很多朝代似乎都有经历“坎坷”的遭遇，要么被贬、要么被冷落，甚至还有冤死刀下的。虽然他们在位期间没有太大作为，但总的来说，在治理地方政绩上，还是可圈可点的。那么这是一种现象吗，其实也不是，主要是这类文官骨子里的儒家思想，已经与君王的经世治国思想格格不入，甚至有违，故而他们的遭遇才起伏不定。
苏轼也不是个案，曾经因为“乌台诗案”而被贬。公元1079年（元丰二年），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说苏轼在奏折中使用暗语讥讽朝廷，随后，这些人又例举了苏轼很多诗词里的“暗语”。
“其”本来是自称，但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看来，就是对朝廷的不满，对宋神宗任用新派人物的置疑，既然“事出有名”就容不得包庇，后苏轼在御史台狱受审。《汉书·薛宣朱博传》曾记载，御史台内有数千只乌鸦栖居在柏树上，故而当时人们就把苏轼的这桩案子叫“乌台诗案”。
按理来说，触犯龙颜当属死罪，但在太皇太后、王安石等人的求情之下，苏轼才免于死罪。
苏轼虽然免于一死，但仕途被彻底终结，他被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不难看出，苏轼的诗歌风格在贬谪黄州前后有着明显的区别。诗案之前，多是自己对人生和官场的豪情满怀，以及对山水田园的大爱之情，其豪放和恣意也是由心而发，是最能体现作者人生价值取向的时候。但到了黄州以后，他的诗歌变得内敛而拘谨，多半写的是自己的内心感悟和对人生的思考，到了晚年，诗风就变得更加的收敛，归于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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