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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的村,不叫村,叫大队,小组叫生产队,我当时只有7岁,大队里来过知青,是南方人,有一个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姓骆,因为他被分在俺小队里,住在一个土房子里,也叫生产队办公室。
为啥我会记得他这么清楚?因为他是好人,这四十多年来,他一直在我心里,虽然模样记不清,但始终挥之不去。
我小时候,家里是大队有名的困难户,没有余粮钱,没有余粮,年年透支,年年靠救济,我父亲常年有病,不能挣工分,是我母亲一人挣工分,养活我们姐弟几个的,老骆下放到我们生产队以后,大队里给的白米白面,自已做饭吃,而他住的办公室离我们家只有几十米远,我家的困难,他特别了解,他也知道我们家,一年到头也没有米和面吃,吃的都是红薯干,玉米面就是最好的食品,隔三差五老骆就会送些大米和白面,给我们家,别的乡亲看到,他就会说,和我们家换粗粮换换口味,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拿过我们家一个红薯片,他知道我们家连红薯干都供不上吃,只是撒个谎而巳,当时我比较小,不会言语表达,我只知道,是老骆这个好人,让我们姐弟几个,经常能尝到大米白面的滋味。
也许这个老好人,早就不在人世了,但他的善良之心,从我幼小的心里埋下了根,我现在50多岁了,善良之心从没有改变过,唯一遗憾的是,老骆在我们队里只有大半年时间,就调回城了,那会也没有联系方式,一直至今,也没有他的消息,每当想起他,我就会面向南方,深鞠一躬,默默祝福,好人一生平安。。。
下放过,有男有女。村里为他们专门做了几间茅草房,用杨柳树做了些简陋的家具和床,床上铺着厚厚的稻草。青年们来后,有的有点新奇,有的则很抑郁。白天还好,到了晚上,女孩子们聚在一起抱头痛哭,男孩子们也很苦闷。不过这群人来后,给地方上还是增添了一些活力。他们爱唱歌,他们爱吹口琴,他们爱讲城里的新鲜事。我们总爱和他们在一起玩,时常还和他们交换一些市面上很少见到的书看。
劳动时,他们虽然很吃苦,但力气总是使不到需要处,总是很难完成上面要求完成的劳动指标。有时候有些比较执著的青年人,别人完成任务走了,他怎么也不愿意离开劳动工地,一个人还在那儿一个劲地劳作着。
这群人中间也有不太好管理的人。偶尔他们爱去偷点鸡摸点狗的,当然是为了改善点生活。有的人还喜欢与外面的人打架斗殴,那时他们也分块块主义,团团主义。其中有一位男孩子就被人打破了头,连一只手的大拇指也被人用匕首削掉。那时知青中有匕首的人很多。
有一位女知青想请假回家,最后导致一位大队支部书记向公众作检讨,一位公社党委书记投河自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因家庭问题下乡的知青,别人一个一个的都陆陆续续通过各种关系返城了,可每次机会到来时都与他无缘。这样一拖就拖到了三十多岁还没走。后来一位文革中的造反派(五十岁左右的胖女人)下放到这儿来劳动改造。他俩惺惺相惜,便走到了一起,后来还生了个儿子。由于这两人年龄悬殊太大,总引起人们的误解和嘲笑。
唉!那场史无前例的大下放运动,苦涩的故事、心酸的故事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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