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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国共两党都把目光投向了东北。
早在1945年4月份，毛主席就提出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设想，他说，
我们现在的根据地是分散的，没有工业，只要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年六6月份又说，就是其他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有了东北，我们就站稳了脚跟；蒋介石也意识了这一点，他说，国民党的命运在东北，东北矿产、铁路、物产都在全国之冠，若东北落到共产党手里，则华北不保。
1945年苏联红军消灭了日本关东军，日本宣布投降，党中央立即命令翼热辽16分区司令曾格林率部入关，并且调集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入关。就在此时，中央接到新四军师长黄克诚电报，陈述了抢占东北的理由，建议派兵5到10万入关。这和毛主席战略意途不谋而合。中央急令黄克诚率领新四军3师，迅速入关。
而国民党这边，部队全在大西南，东北无一兵一卒。蒋一方面请美国派飞机、军舰支援，一方和苏联签定友好条约，防止苏联支持中共。
一时间，两党军队云集东北，战争一触即发，而此时，国民党军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装备上，都优于共产党。一旦开战，共产党毫无胜利把握。
此时，党中央做出了英明的决策，那就是：让开大道，占领两厢。让部队转移到广阔的农村，发动群众搞土地改革，动员农民参军。后来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就真实地记录了那场波澜壮阔的斗手场面。
就这样，情况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国民党的部队愈打愈少，而共产党的部队愈打愈多。仅仅两年时间，共产党的部队，就由入关时10万人，发展到出关时百万大军。
辽沈战役胜利之后，中国的大局基本上就定下来了，全国革命胜利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毛主席：杀两个贪官的头，换三十年吏治清明。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但是建国后更加复杂的斗争形势，令毛主席和新中国的其他领导人深感责任重大。
早在8月从西柏坡搬到北京之前，毛主席就语重心长地对随行同志说：我们是进京赶考！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能做李自成。
然而，面对大城市的灯红酒绿，许多过惯了苦日子的党员干部抵挡不住资本家糖衣炮弹的攻击很快堕落，甚至成为资本家牟取不义之财的工具。
上海的资本家们，疯狂叫嚣说要把他们的公司变成“共产党干部改造中心”，寡廉鲜耻的资本家用假药和没消毒的纱布装成正规药和消毒纱布供给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导致许多指战员没有牺牲在美帝国主义的枪炮下，却死在自己提供的假药下。这中间，存在重大的监管漏洞和腐败问题。
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沉重地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1951年底，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全党全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到1952年10月，共查处党员干部和不法资本家40多万人。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前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前天津行署专员张子善贪污腐败案。
刘，张二人都是革命年代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为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立下过汗马功劳的老革命。但是，他们在利益面前贪污腐化，丧失信仰，挪用公款，甚至吸毒，在党员和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当周总理把处理刘，张二人的请示报告送到毛主席面前时，毛主席就说了两个字“死刑”。周总理又问：“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呢？”毛主席还是两个字：“不准。”
毛主席后来又说：“只有处决他们两个，才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毛主席深知，杀人不是割韭菜，一个人没了就没了，而且杀的还是为革命立过功劳的人，但是贪污腐败分子官位越高，影响越大，越要杀一儆百，只有如此，才能守住千千万万革命同志流血牺牲换来的江山不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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