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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里来过知青,男女一共差不多十来个吧,在我们队还修了知青房呢。这些知青大多表现得较可以的,没有乱作乱为的。当然他们劳动跟农村青年比,还是要差一些。
我们村有一位女知青,因为是孤儿,就与当地队上的青年结了婚,后安排在电站,生了两男一女,后都安排了工作,这位农村青年跟着享福去了。
我们村还有一位知青,高中生,很能干,干活也很不错。又有文娱细胞,笛子吹得很好,那时村上组织文艺宣传队,还能当导演。和我关系很好,后来去当了兵,复员后任过供销社主任。最后在反贪局任副局长,人家当官了,我也不需他罩着,也不求上进,安心教自己的书。有时在县上碰上了,还能打打招呼,说上几句话。
那时搞宣传队,知青占大多数,我这人也喜欢文娱,所以与他们混得比较熟,现在还时不时想起他们。
我们村当时来了一批无锡知青,我当时还在读书,年龄二十岁左右,初中生多数。生产队按排集体住房,有的住农户家。出工跟着劳动,当时还是很辛苦的。后来陆续回城了,有的上学了,有的教书了。只有一个女生与本地人结婚生子,后来也都去了无锡。
我们村里71年的时候,从北京来了几个知青,三男两女,男的比较普通,见到了没感觉怎么样,可是那两个女的,真是漂亮啊!白白嫩嫩的娇弱无比,她们到来后,立即吸引了所有村民的目光,有些人总是有意无意的跑到知青住宿点转悠,就是为了看一眼那两个女知青。
很快的,就有人说,人家那么白,不只是天生的,搽脸的东西就好几种,胭脂香粉村民们见都没见过。人家连洗脚都用胰子(香皂),那脚丫子白嫩的和婴儿一样!这样的人,都是大小姐的命,能干得了农活吗?这样的孩子,家里怎么舍得让她们到农村来呢!
她们刚来的时候,都是吃派饭,派到谁家就到谁家吃,大队干部也都尽量把她们派到条件好一点、干净点的人家去吃饭。有一天她们被派到一户姓梁的人家吃饭,梁家的媳妇干净利落,干活麻利。中午,这几个知青到了梁家的时候,梁家媳妇已经把饭菜做好,摆上桌子了。几个人洗了手,坐到炕上就吃了起来。梁家有一个八九个月的孩子,在炕上爬来爬去的玩耍,她们几个还时不时的逗弄孩子一下。
梁家的男人不在家,只有女主人在地上侍候着她们,给她们盛饭添菜的。一个男知青吃得快,吃完后打算往后挪一下身子,双手往后一按,就叫了起来:“哎呀妈呀,什么东西?”说完把手拿回来一看,不得了了,一只手上沾满了小孩子拉的粑粑,正在看的时候,手上的粑粑又掉下来几滴,正掉在饭桌上。几个人一看,立即呕了起来。两个女生急忙跑到外面呕吐起来,另外两个男生也跑了出去,蹲在地上吐个不停。女主人急忙找东西帮那个手上沾了粑粑的男生清洁,这个男生虽然也恶心够呛,可却没有吐出来。其他的几个知青,都把刚吃下去的饭菜吐了个干净。村民知道以后,调侃说:“梁家的粮外人不能轻易吃,吃多少都得吐出来多少。”
两个女知青都被安排到学校,做了代课老师,我们村是个大村子,那时候还有初中,邻近两个村子的孩子也到我们村的中学读书,所以,初中的学生也不少。这两个女知青的文化程度,比我们村里学校的老师都高,自然是特别受欢迎,她们上课的时候,学生们都异常安静,学得特别认真。当然了,这也是与这两位老师的美丽有直接关系的。
一年以后,我们村有一个姓杨的青年,在部队退伍回来了。大队提拔他做了民兵连长。这个小杨长得高大威猛,特别帅气,而且特别健谈。两个女知青都对他动了心,最后小杨和一个姓邓的女知青谈起了恋爱。两个人谈了不到一年就结婚了。据说女方的父母并不同意她们的婚事,她们结婚的时候,家里一个人都没来。
小杨和小邓结婚后,其他的知青陆续的返城了。当小邓生下第二个孩子后,知青只剩下她自己了。78年,小邓独自回了一次北京,足足三个月没有音信,大家都以为小邓抛夫弃子,不可能回来了。但是三个月后,小邓还是回来了,并且说,已经在北京安排好了,她们全家都搬回北京去生活,连小杨的工作都找好了,以后就在北京落户了。
一直到零几年的时候,杨家的老爷子过世,小杨和小邓才带着孩子回来。两个孩子已经都是二十多岁的人了,男孩帅气,女孩子比她母亲年轻时还漂亮。小邓也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可是看起来也就三十多岁的样子。这让熟悉她的村民都羡慕不已,大城市和农村就是不一样,农村五十多岁的女人,几乎就是老太太了,可是人家还是一个小媳妇呢。人比人,气死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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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过,有男有女。村里为他们专门做了几间茅草房,用杨柳树做了些简陋的家具和床,床上铺着厚厚的稻草。青年们来后,有的有点新奇,有的则很抑郁。白天还好,到了晚上,女孩子们聚在一起抱头痛哭,男孩子们也很苦闷。不过这群人来后,给地方上还是增添了一些活力。他们爱唱歌,他们爱吹口琴,他们爱讲城里的新鲜事。我们总爱和他们在一起玩,时常还和他们交换一些市面上很少见到的书看。
劳动时,他们虽然很吃苦,但力气总是使不到需要处,总是很难完成上面要求完成的劳动指标。有时候有些比较执著的青年人,别人完成任务走了,他怎么也不愿意离开劳动工地,一个人还在那儿一个劲地劳作着。
这群人中间也有不太好管理的人。偶尔他们爱去偷点鸡摸点狗的,当然是为了改善点生活。有的人还喜欢与外面的人打架斗殴,那时他们也分块块主义,团团主义。其中有一位男孩子就被人打破了头,连一只手的大拇指也被人用匕首削掉。那时知青中有匕首的人很多。
有一位女知青想请假回家,最后导致一位大队支部书记向公众作检讨,一位公社党委书记投河自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因家庭问题下乡的知青,别人一个一个的都陆陆续续通过各种关系返城了,可每次机会到来时都与他无缘。这样一拖就拖到了三十多岁还没走。后来一位文革中的造反派(五十岁左右的胖女人)下放到这儿来劳动改造。他俩惺惺相惜,便走到了一起,后来还生了个儿子。由于这两人年龄悬殊太大,总引起人们的误解和嘲笑。
唉!那场史无前例的大下放运动,苦涩的故事、心酸的故事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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