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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元明清，很多人都会认为唐朝，宋朝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顶峰，真的如此吗？
事实上，宋朝的文化和军事完全处于两个极端
宋朝人的读书精神是值得赞扬的。宋朝启蒙诗中写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证明文化在宋人眼中有着极高的地位。
但尽管如此，宋朝军事发展的并不好。在北宋时期的一场和西夏的战斗中，就能看出这一点。因为西夏是少数民族，所以胜利的可能性本就比宋要大。加之宋代因为重文轻武，所以并没有那么优秀的将士，很多抗西夏的将军都是北宋的文官，比如我们都很熟悉的范仲淹。
不但如此，北宋的亡国皇帝宋徽宗赵佶就是一个文化人，被大家称为“被皇位耽误的艺术家”。他对字画，诗文都研究颇深，甚至有人认为赵佶的才华可与千古词帝李煜不相上下。但正因为如此，他的过于“艺术”也导致了北宋的灭亡。在颠沛流离中，他写出了有名的《眼儿媚》：
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
其实，宋朝的重文轻武也许跟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脱不了关系。赵匡胤是将士出身，因为被部下“黄袍加身”当上皇帝（此事有待考察）。所以也许他也害怕自己某一天会被自己的将士以同样手段夺取皇位，所以便杯酒释兵权，使宋朝军事没有了发展空间。
宋朝文化是十分先进的，给我们留下了绚丽的艺术瑰宝。可与此同时，军事领域却是停滞不前，没有发展，估计人们所说的“发达”仅仅指的是文化遗产之类的吧。
简要说几句：
1、在宋代之前，中国的城市经济一直是受束缚的，这个束缚来自“坊市制”。所谓“坊市制”，是指城市中的居民区（坊）与商业区（市）严格分开，坊与市都筑有围墙，交易还有时间限制。这是国家控制城市商业的一项制度表现。但是到了北宋，蓬勃发展起来的城市经济力量终于冲破了“坊市制”的桎梏。实行了千年之久的“坊市制”终于瓦解。
2、“坊市制”的终结，又反过来进一步解放了宋代的城市经济力量。我们看看《清明上河图》或者《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就可以领略到两宋都城的经济繁华了。在宋代的大城市内，不论是北宋的汴梁，还是南宋的临安城，临街皆是商铺，小商贩云集，酒楼歌馆遍设，瓦肆勾栏等娱乐业兴起，商业广告满街。宵禁的惯例也被突破了，有了夜市，“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买早市者，复起开门，无论四时皆然”，简直就是“不夜城”。
3、宋代繁荣的商品经济，造就了一大批富户，宋真宗朝的宰相王旦说，“京城资产百万（贯）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宋人也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投资意识，一名宋代人观察到，“人家有钱本，多是停塌、解质、舟舡往来兴贩，岂肯闲著钱买金在家顿放？”意思是说，宋代的市民如果有了闲钱，不会换成金子在家放着，而是会用来屯积货物，投资放贷业，或者从事贸易。
4、宋代的经济水平也达到有史以来的巅峰，不仅市民经济、交通网、手工业、海外贸易业高度发达（整个南宋国土的海岸线，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也因应经济发展之需求，出现了纸币、柜坊（类似银行保险柜业务）、便钱务（货币汇兑机构）、“热钱”（所谓“岂肯闲着钱买金在家顿放”），城市人口达到20%以上，来自商业税的国家财政收入甚至超过了农业税，这是历史上的破天荒，一个商业社会几乎呼之欲出了，以至美国的一些汉学家都认为宋代已是中国的“近代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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